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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与适用

时间:2019-10-17来源:上海刑事辩护律师 作者: 钟涛律师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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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罪的认定

 “认罪”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审查:

1.认罪必须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自愿”从文义上理解,是指主体基于自由意志,在没有受到外界强迫、威胁、欺骗、引诱下的自主语言表达或思维表现。

2.认罪必须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这是对认罪的实质要求。认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依照《刑法》关于自首、坦白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定予以把握。

(二)认罚的认定

《刑事诉讼法》将“认罚”界定为愿意接受处罚,有助于消弭认罪认罚从宽不适用于侦查阶段的误解,有助于鼓励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尽早认罪,减少对抗,从而充分发挥认罪认罚在审前程序中的分流作用。

(三)认罪认罚与从宽处理的把握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同时具备“认罪”和“认罚”两个情节,“认罪”不“认罚”的,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1.认罪认罚从宽已经成为诉讼法的重要原则,意味着认罪认罚已经成为法定的从宽情节,量刑时应予考量,从宽处理不再是可有可无。

2.从宽处理必须是依法从宽,而不是法外从宽。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分别适用自首、坦白、当庭自愿认罪、真诚悔罪认罚、取得谅解和解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依法决定是否从宽、从宽多少,特别是减轻、免除处罚,必须于法有据。

3.要区分情形,适度从宽。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应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综合考虑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依法确定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

(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

 “认罪认罚从宽是宽严相济、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制度化,而宽严相济是贯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政策,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就像自首、坦白一样,没有特别的范围限制”。实践中应注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以下两类案件中的适用:

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根据《刑事诉讼法》223条的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不适用速裁程序,这就意味着未成年被告人本人认罪认罚,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其认罪认罚无异议的,只能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判。对于未成年被告人不适用速裁程序的理由,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报告中指出:“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践中通常采用有利于关护帮教未成年人的审判方式,并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庭教育。速裁程序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且一般采取集中审理、集中宣判的形式,不利于开展关护帮教和法庭教育,难以充分体现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据此,出于对未成年被告人法庭教育和关护帮教之需要,《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被告人排除在速裁程序适用范围之外。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对未成年被告人关护帮教的特殊需要并不排斥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快速处理。基于教育、感化与挽救的原则,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虽然不适用速裁程序,“但仍应当坚持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快速审理为原则,在审查起诉阶段尽力做好权利告知、证据开示、法律帮助工作,在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的共同参与下,促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尽早自愿认罪认罚,通过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从快从宽处理,实现对其教育、感化、挽救的目标。”

 2.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中的适用。实践中对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通过认罪协商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对于有效应对复杂案件,降低收集证据难度,缩短审判时间或者替代昂贵的陪审团审判均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犯罪手段隐蔽、取证困难的重罪案件,确有必要通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鼓励犯罪嫌疑人尽早认罪,减少对抗,降低收集证据的难度,及时、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从实践看,对于因民间矛盾引发的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往往争议不大,而且能够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考虑如何从宽时,应注意区分案件性质,充分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确定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做到该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确保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是确保制度正当运行的关键

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正当性的基础。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非自愿的甚至是受到刑讯、胁迫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愿做出的,那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失去了正当性基础,而且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刑事诉讼法》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自愿性保障程序,而且贯穿刑事诉讼始终。

(一)规定值班律师制度

从试点情况看,值班律师制度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正当运行的关键制度。《刑事诉讼法》36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根据《刑事诉讼法》173、174条之规定,审查起诉阶段值班律师享有发表意见权,犯罪嫌疑人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时享有在场权。《刑事诉讼法》通过规定值班律师制度,实现了委托辩护、法律援助辩护和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无缝衔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值班律师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有助于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确理解自己所涉嫌犯罪的性质和法律后果,真正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后果,并对程序选择提出合理的建议,从而有利于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理智的选择。此外,值班律师参与,能够及时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受到刑讯、威胁以及违背意愿的心理强制等原因而非自愿认罪的情况,有助于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完善权利告知程序

权利告知是程序正当性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强调正当程序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强调实质正义的大陆法系国家,都注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告知,以保障认罪或者自白的任意性。《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讯问和审判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在我国,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告知发挥的作用不完全相同。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权利告知侧重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的自愿性,同时鼓励犯罪嫌疑人尽早认罪,减少对抗;审查起诉阶段,检察人员告知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侧重于听取犯罪嫌疑人对从宽处罚和程序选择的意见;审判阶段,审判人员宣布开庭时的权利告知侧重于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具结书签署的合法性。从试点情况看,权利告知形式化现象严重,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全面领会和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签署具结书后反悔或者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的知悉权,全面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后果,实践中应坚持全面告知与“释明”相结合的原则,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三)审判环节增设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程序

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对于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诉讼法》190条第2款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审判长应当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认罪认罚自愿性司法审查应是实质审查,以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明知性和明智性,同时要确保自愿性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即认罪应当基于客观事实,认罚应当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防止无辜者被迫认罪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发生。

(四)规定程序转化机制赋予被告人反悔权

赋予被告人反悔权是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反向保障,《试点办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通过规定转程序机制赋予被告人反悔权。根据《刑事诉讼法》226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或者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应当转程序重新审理。据此,被告人在审判阶段有权否定原来的有罪供述,有权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提出异议,即不受原先表示的约束。实践中,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发现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或者被告人否认指控犯罪事实而转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充分发挥庭审查明事实的功能,严格司法,公正裁判,切实防止一旦转程序即从严惩处的错误做法。

三、全面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诉讼模式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体系进行层次化改造,通过增设速裁程序,构建起由速裁、简易、普通审判程序有序衔接的多元化诉讼体系。根据案件刑罚轻重以及难易程度,对认罪认罚案件通过速裁、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分流处理,司法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有利于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向疑难、复杂和不认罪案件倾斜,为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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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涛律师执业以来一贯致力于刑事辩护,对毒品犯罪、暴力犯罪、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深入研究,成功办理大量重大刑事案件,为多起重大毒品案件、经济犯罪案件成功辩护,众多寻衅滋事犯罪、伤害犯罪、走私犯罪等形成经典案例,涉及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妨害公务、盗窃、危险驾驶罪、诈骗、组织卖淫、开设赌场、贩卖毒品,职务侵占、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集资诈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类型。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法律判断精准,办案高效,力求为当事人做到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许多案件在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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